明代文人以得性病为荣

长江潜龙 · 发表于 2015-8-14 14:56: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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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朝嘉靖年间，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、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“大礼仪”事件，就因为世宗的生父、生母不是皇帝、皇后的身份，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，誓死捍卫所谓的“正统”，一定要争论出个“名正言顺”才肯罢休。为了这个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话题，群臣们与皇帝旷日持久地拼死对着干，长达十多年之久，结果朝廷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对，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，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狱，十八人死于狱中，最终弄得两败俱伤。

　　明代的文人不见在政治构想上有什么创举，也不见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施行，却在这种“名分”之事上耗费精力。空谈，虚名，固执，偏激，不仅遗害了整个大明王朝，也害死了自己。

　　这件事情发生不久，后来又发生了“红丸案”、“移宫案”等等，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的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：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，为的是个人的名节，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。明代文人们似乎以“当众顶撞皇帝”而“被打屁股”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。

　　朝廷官场上文人的极端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民间文人的风气，以致于有的文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竟然以暴露无耻为卖点，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写入诗文大加高调宣扬，这种得了性病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的事情，真实反映了潜藏在明朝文人心灵深处的极端恶俗。当时，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明朝著名文人屠隆之死、另一位著名文人汤显祖为其写诗以叙朋友之情的一件事。

　　屠隆，字长卿，浙江鄞县人，明万历五年，即公元1578年进士及第，官至礼部主事、郎中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屠隆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。《明史》记载他“生有异才”，为人豪放，纵情诗酒，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，名列“中兴五子”。他坚持“针线连络，血脉贯通”的戏曲创作主张，他的“诗有天造之极，文友瑰奇横逸”，他的《昙花记》、《修文记》、《采毫记》都曾“大行于世”，名满京城，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。

　　明朝是个才子辈出的年代，而大凡才子无不彰显其才子风流本色。如当时强烈批判《西游记》的著名史学家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，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；再如明代文坛“公安派”领军人物的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，除吃、喝、玩、乐外还有携妓冶游；秦淮河畔的钱牧斋与柳如是、侯方域与李香君、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著名文人与青楼名妓之间的情爱，在当时皆被传为美谈佳话；就连抗清英雄、著名文人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，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。同他们相比，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、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，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。

　　就在屠隆死的前一年，汤显祖为了屠隆的性病生活竟然一口气写了十首诗，并把题目定为《长卿苦情寄之疡，筋骨段坏，号痛不可忍。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，戏寄十绝》，寄给了时在卧病之中的屠隆。

　　所谓“情寄之疡”，即为当时花柳病“梅毒”的雅称，旧时称这种性病为“杨梅大疮”。在现代医学中，“梅毒”学名为“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”，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，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，也许还有救，但在明代，只好束手无策。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，其出格的风流水平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

　　明朝中后期，是一个淫风炽热的年代，是一个“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”的时期。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，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，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，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，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，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，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，各个领域。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《五杂俎》记载：“今之娼妓布满天下，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，其它穷州僻邑，在在有之，终日倚门献笑，卖淫为活，生计至此，亦可怜矣。两京教坊，官收其税，谓之脂粉钱。隶郡县者则为乐户，听使令而已。……又有不隶于官，家居而卖奸者，谓之土妓，俗谓之私窠子，盖不胜数矣。”

　　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隆，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？从汤显祖的“戏寄十绝”中的这个“戏”字，可以看出屠隆患上“杨梅大疮”，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。即便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，最起码在屠龙的好友汤显祖看来，性病在当时社会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，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。然而，屠隆不但病得不轻，而且极其凶险，以至于一年之后，屠隆便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。

　　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，死于自杀的有之，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，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，英年早逝的有之，寿终正寝的有之，但死于“梅毒”这种风流病的，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第一个。可以说，屠隆风流出格，放纵自我，肉欲横流，与桃花柳杏厮混，性生活过于糜烂，以致染上“梅毒”，最后不治而死，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的文字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