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七百六十五章 窖藏遗存

　　俟地归出自匈奴，后融合为鲜卑族。
　　魏太武帝曾为稳固汉族地区的统治，大力推进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。
　　李贤的曾祖李富，生活在魏太武帝（408－452）时代。
　　这一时期众多鲜卑人因此改为汉姓，这是李富改姓主要原因。
　　439年李富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阵亡，李贤先祖当在之前落籍成纪，改拓跋氏为李姓。
　　李姓，在这里成为一个复杂的信息。
　　有趣的是，当时，北方少数民族黠戛斯，也径自声称为李陵后裔。
　　今天的考古学家大约把这一段故事整理成了这样的：乌藉，勿吉，女真前身，女真族，别称女贞。
　　乌藉人当时所在地，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范围之东。
　　当时应在HLJ下游、松花江、牡丹江流域。
　　当乌藉都尉单于，被呼韩邪单于打败斩首之后，李陵的儿子拓跋氏，从溃散的乌藉部落中逃出。
　　之后“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”，失败的时间估计在汉宣帝五凤二年（西元前56年）。
　　之后，李陵的儿子的后代，可能就成了逃入嘎仙洞所在地大兴安岭的拓跋推寅。
　　因为拓跋推寅有着汉匈贵族的背景和非凡的能力，赢得了鲜卑人的敬仰。
　　他在嘎仙洞经过选举，当上鲜卑人的部落首领，并且娶了鲜卑女人为妻，所生后代就以拓拔为姓。
　　同时，李陵被匈奴单于封为右校王后，担任统领事先被匈奴降服的坚昆一带地域。
　　这就有了分明具有同黄种人混血的特性黠嘎斯。
　　从此以后，黠嘎斯的儿子和拓跋的儿子，所遗留下的子孙后代，都分别以他们最初的这两位母祖的姓氏为姓氏。
　　历史在这里被“混血”得让人眼花缭乱。
　　李贤的身上，一定有着汉人与匈奴融合的血液。
　　在固原这个地方，也可以说是对当时、当地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最好印证。
　　穿越时光，李贤墓出土文物，因为其具有多民族文化的共同性、相通性、交流性和融合性，而成为丝绸之路上负有盛名的艺术宝库。
　　这些出土文物，既有西方外来的成分，也有我国边地少数民族对于华夏中原文明的无穷热恋与无尽向往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。
　　作为“左控五原、右带兰会，据八郡之肩背，绾三镇之要膂”的固原，地理位置很重要，也很特殊。
　　自古是关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和重镇。
　　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此处，清水河谷一马平川沟通中卫、连接银川。
　　始皇帝西巡震慑北方、汉代戍卫北拒匈奴、明代九边重镇守卫长城内外，这里都是重要的节点和要塞。
　　文化因交流而丰富，因交融而多彩。
　　从地图上看，夏宁两头尖的地形极似一位大腹便便、极有内涵的行者。
　　丝绸之路在它的体内，就像密密麻麻的血管，汇集起来正是融合之美，丰富了自己，也传神了别人。
　　当丝绸之路在时间的沉淀中成为广阔的空间，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，更昭示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。
　　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，陈文哲不知道，但是过去是什么样子的，他肯定是可以知道。
　　而古代丝绸之路，很明显对于他来说，就是一座宝库。
　　国内的一群群盗墓分子，绝对不会放过这座宝库，所以他才能发现一座座被盗墓分子隐藏起来的窖藏。
　　如果是原来，发现了这么多窖藏，陈文哲肯定也会化身盗墓分子，前去盗掘。
　　但是现在，他已经升华了，他只能是前去考古。
　　比如那件鎏金银壶，他对于研究古代文化，或者说古代中西方融合文化，有着极其高的价值。
　　但是，真正的市场价值，却并不一定有多高，毕竟它也只不过是一件有着异域风格的银壶。
　　只不过，它居然也是出自一座窖藏，还被陈文哲看到了，那价值就不能简单的用市场价来衡量了。
　　本身这东西就十分出名，加上还有一段传奇经历，那自然就更是成为可以被世人关注的镇馆之宝。
　　一次被盗藏匿，另外一次居然被陈文哲发掘，这是两段传奇经历啊！
　　窖藏的东西，跟古墓出土还是有所不同的，而跟陈文哲发现的窖藏，还有所不同。
　　在考古学上，窖藏遗存是不同于居住遗址、手工业作坊遗址、军事遗址和宗教遗址的一种特殊遗存。
　　它是在突发事变过程中，人们特意藏匿有价值的财宝和器物的一种方式。
　　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，掘地埋藏的。
　　有用砖石砌成地窖的，也有直接埋在土坑内的。
　　不管是在地窖或者在土坑内，多将埋藏的财宝器物装在金属或陶瓷缸罐中。
　　窖藏的地点隐蔽，大多数已离开居址，也有在居址内就地埋藏的。
　　窖藏遗存由于面积小，地面不留痕迹，发现都是很偶然的。
　　窖藏本体上面的原生的地层叠压关系，很容易被破坏，给判断埋藏年代造成了困难。
　　被埋藏的遗物，多是当时最有价值的。
　　有些内容丰富的窑藏，便成了轰动一时的考古新发现。
　　譬如，1967年冬北湖黄石西塞山发现的宋代窖藏。
　　在长方形（6.85x3—2.85x1.44米）窑内，埋22万余斤铜钱。
　　从西汉的“半两”到南宋理宗淳祜十二年（1252）的“淳祜元宝”，99％以上是宋代钱币，这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窖藏。
　　据文献记载，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、崇祯七年（1634）、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1944年和1955年先后五次，在西塞山发现窖藏铜钱和银铤等。
　　1967年的发现是第六次，估计它很可能是南宋淳佑以后，西塞山军库窖藏的钱币。
　　又如，1970年10月在长安市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，地处唐长安兴化坊内，遗物1000余件。
　　这些宝贝分装于两个陶瓮中，主要是金银器皿（271件）。
　　其他还有金玉饰品、银铤、银饼、银板、铜钱币、罗马金币、萨珊银币，以及少量玛瑙、水晶、琉璃器和琥珀、朱砂等药石、金银器皿和饰品等。
　　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，就是精美，堪称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唐代金银工艺品。
　　对这一窖藏的遗物，年代肯定在中晚唐时期，埋藏的具体年代却难以推测。